我的編輯出版史老師說，南京人目前仍然對日本，有著某些「過不去」的情節，提到日本，依然有複雜的情緒。因而在前一陣子，我為了特別瞭解南京大屠殺，曾經讀過蔣公榖的《陷京三月記》，蔣先生在南京淪陷前，自願到這裡當軍醫，卻親眼目睹了屠殺發生的部分過程，他將每天的見聞寫作小抄、日記形式，偷偷藏在各種夾縫中，深怕被日人發現。
後來好不容易得到了機會，在南京大屠殺的隔年２月份，喬裝成難民逃出了此地，回到上海
，與家人重逢。最後到了重慶的他，對南京發生的事情始終耿耿於懷，終於將原來的日記重新整理，正式自費出版，發表了他的日記，是第一手的珍貴史料。
在此，我並不想多加敘述日人那些暴行。所有人類幹得出來、幹不出來的事，他們都做了，並且做的毫不留情。
有時，讀到這些過往，都不禁讓我感到深深的惶惑。一個對於歷史過於熟稔的人，他會相信神嗎？當暴行肆虐，無辜的人成千上萬遭到波及，當悲劇不再是悲劇，而成了統計數字時，上帝在哪裡？祂會允許這些事情發生？神真的存在嗎？
有些學歷史的人成了無神論者，因為他們無法接受歷史上，那些遭遇，那些悲痛。相信了神，那麼你該如何解釋這毫無邏輯、毫無合理性的歷史？神不能親自開口，祂無法為祂的旨意下注解。
德國的約翰 ‧ 拉貝、美國的魏特琳，或者都可以大聲的對天地這麼問道。拉貝在南京大屠殺發生時，以德國納粹的身分，保護了千百個中國難民，那些日子，他心力交瘁，與日軍反覆周旋，因為瘋狂的日軍，早已視這些外籍人如無物，國際人道公約形同具文。回到了德國後，他極力想把自己在那段日子裡，所記載的種種公開發表，並揭露日軍在華的惡行。
但他不幸遭到打壓，德國禁止他談論一切有關日本二戰的事情，他與他的家人在生活上亦陷入了貧困。南京人掛念這件事，多次捎信、籌措糧食給他，他說，我好像重新找回活著的勇氣。但他身心俱疲，晚年中風逝世。
魏特琳，當年也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，也就是現今南京師範大學老校區址內，保護了千萬個中國難民。在外籍人士幾度遭到日軍痛毆的陰影下，竭盡全力保護中國男人，躲過刺槍與槍彈，維護中國女人，不被一卡車一卡車的運走，輪姦後殺。
（攝於南京師範大學老校區，鼓樓區漢口路內。）
1940年，她重返美國休養。但前些年的經驗創傷，使她永遠無法抹滅，罹患了憂鬱症。一年後，她在自家住宅開煤氣自殺了。老太太回憶起當年這些人，說：妳們救了我們，自己卻先走囉。語音悲涼，她望著這些如今矗立的銅像。
日本右翼分子，至今仍不肯低頭道歉。他們抹滅、否認這些經歷，那麼儘管這些盡屬事實，又能如何？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碑塔上，高書著「和平」二字。我心想，除非換來了正義，實踐了正義，否則如何能求得「和平」？沒有了正義的世界，「和平」是不是一種過分的虛偽？
（紀念館最後。上面寫著：和平。）
拉貝、魏特琳，他們擁有的高貴靈魂，在世界上，曾經短暫的綻放出有關龐雜人性之中的些許訊息，純粹而潔淨。在這樣質變了的世界中，試圖傳遞那隨即湮沒了的，遠年的旨意。這是他們與他們的神，親自訂立下來的一種秘密協定，簽寫於心。可以在這風起揚塵的世界裡，飄然高舉正義的大旗。
然後，我們才看見了和平。
（拉貝故居，他曾在此收留600個南京難民。）
（約翰 ‧ 拉貝像。攝於拉貝故居內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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